理智讨论：为什么犹太人在欧洲长时间不受待见？

#历史开讲#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因为宗教信仰、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，犹太人“自古以来”都是欧洲社会各阶层歧视、憎恨与迫害的对象。

具体而言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，他们不仅没有政治权利，并且禁止拥有和买卖土地，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只能从事“上不得台面”的放贷产业。

他们只能居住在偏僻、狭窄的“定居区”内，出门时必须佩戴带有歧视性意味的袖章；一旦社会遭遇危机，他们通常都是最先被放逐、迫害与屠杀的对象。

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犹太人在欧洲如此“不受待见”？我查了一些资料，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。

1948年5月14日，大卫·本·古里安宣布“以色列国”成立

客观地说，发端于公元1世纪的基督教，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“脱胎于犹太教但叛逆于犹太教”的宗教。

为了能在宗教竞争中“后发制人”，基督教会炮制出了一系列诋毁与攻击犹太教义的言论，并被不断被增补进《新约》当中，成为了后世欧洲人“排犹”的理论源泉。

1）反犹主义的萌芽

据西方史料记载，早在公元前11世纪，大卫王率领希伯来人、即古犹太人建立了大一统的以色列王国，并将耶路撒冷设为都城。

但没过多久，王国就分裂为了南北两部，并先后被亚述帝国、巴比伦王朝与波斯帝国征服。

大约在公元前332年前后，亚历山大大帝的大军征服了耶路撒冷。待局势日渐稳定后，他在当地推行了一系列“希腊化政策”。

客观地说，马其顿版本的“同化举措”总在体上是比较温和的。可即便如此，依然有很多犹太人拒不买账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欧洲境内开始出现了“反犹主义”的萌芽。

亚历山大大帝（前356年－前323年 ）肖像

2）罗马帝国征服耶路撒冷

公元66年，耶路撒冷境内爆发了反抗罗马统治的大规模起义。4年后，罗马军队彻底攻克了耶路撒冷。出于报复的心理，罗马人不仅将宏伟庄严的第二圣殿付之一炬，还将以七宝烛台为代表的犹太教圣物运抵罗马。

可即便如此，犹太人的抵抗一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

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“犹太人问题”，罗马大军在公元136年再度攻克并彻底摧毁了“圣城”耶路撒冷。

不久，罗马皇帝哈德良（76—138）下令，“所有犹太人不得返回犹太行省和耶路撒冷”。至此，犹太人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国家、圣城与首都。

伴随着基督教国教地位的确立，被迫散居于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彻底沦为了“异教徒”和“流浪者”。

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针对犹太人的歧视与迫害现象，开始变得日趋严重了起来。

哈德良被罗马人视为“友善而不失威严、严肃而不失风趣、节俭而不失慷慨、多才多艺而又追求变化”的皇帝

3）中古时代的“反犹主义”思潮

公元476年，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所灭，欧洲迎来了“中古时代（476— 1453）”。

在这一期间，欧洲相继出现了以西哥特王国、法兰克王国、苏维汇王国、伦巴德王国、盎格鲁撒克逊等为代表的“蛮族国家”。

但需要指出的是，尽管王国之间战争不断，但传统的“排犹思想”一直被完整无损地保留了下来。

实际上，即便在东西方教会正式分裂后（1054），无论是信仰天主教的西欧地区，还是信仰东正教的拜占庭与斯拉夫地区，“排犹”依然都是彼此之间“心照不宣的共识”。

在基督教的神学观念逐渐演化为欧洲各国的文化传统之后，“排犹运动”逐渐升级了一种全欧洲“喜闻乐见”的社会现象。

中世纪欧洲的农民和贵族

4）对犹太人的大肆迫害

根据《圣经》中的说法，“加略人犹大因为三十个银币背叛了耶稣”。因此，“犹太人必须为耶稣之死负责”成为了基督教世界大肆歧视与迫害犹太人的“最正当理由”。

据说在中古时代，欧洲各地的基督教会都会在复活节前夕，上演所谓的“基督殉难”剧目，旨在提醒基督徒们“不要忘记这个血仇”。

剧目结束之后，义愤填膺的观众们不仅会召开“排犹”集会，发表斥责犹太人的演讲，甚至还会“组团”辱骂和殴打犹太人。

《最后的晚餐》

等到了十字军东征（1096—1270）时期，基督教世界对犹太人的迫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
比如在征讨伊斯兰世界之前，十字军通常会先拿身边的“异教徒”犹太人开刀。

他们不仅肆意掠夺犹太人的财产，将他们的居所夷为平地，还会血腥镇压和屠杀“反抗”的犹太人——即便一些人幸免于难，但也不得不接受无家可归的流亡命运。

十字军东征路线图

因为客观存在的“教义差异”，本就备受排挤的犹太人经常遭到基督教会的无端指控。比如很多反犹主义者认为，犹太教“宿主亵渎”、“血祭”的传统是“不能容忍的”。

所谓“宿主亵渎”，就是指责犹太人使用行贿、偷劫等手段骗取“圣饼”，再借用自己“特有的巫术和道法”“予以亵渎”，旨在使之“失去神力”。

所谓“血祭”，就是有着“排犹思想”的基督教徒们针对犹太人的指控。他们认为，犹太人为了获得“犹太礼仪”中必须的血水，会秘谋杀害以基督教男童为首的非犹太人。

但需要指出的是，根据犹太教义，犹太人不能食用“带血的肉类”。因此，“以血祭祖、祭神”的宗教仪式，根本就是无稽之谈。

由此可见，这些针对犹太人的宗教指控，本质上就是想为迫害、驱逐和屠杀犹太人，寻找一个“合理的借口”而已。

位于耶路撒冷的哭墙，是第二圣殿护墙的仅存遗址，也是犹太教的第一圣地

如果将“宗教分歧”是犹太教与基督教“水火不容”的内因，那么经济竞争无疑是双方“水火不容”的外因。

简单地说，中古时代的基督教徒们尽管对犹太人充满了偏见，但却离不开他们拥有的雄厚资金。

正因如此，很多以“放贷”为生犹太人，成为了“贪婪者”与“吝啬鬼”的代名词——《威尼斯商人》中的夏洛克，就是典型的代表。

但实话实说，犹太人的“放贷者”角色，本质上依然可视为“排犹主义”催生出的产物。

《威尼斯商人》电影海报

1）从事农业的限制

在中古时代的以“土地分封”为纽带的欧洲封建等级社会当中, 犹太人一直处于“局外人”的尴尬境地。

他们无法在各封建制国家内谋职，不能服兵役，甚至不允许佩戴武器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一些犹太人开始尝试投身农业。

不过，在具体的农业生产环节，他们同样受到了一系列的限制。根据犹太教教义，犹太人不能在星期六，即犹太教的安息日工作；根据基督教教义，星期天、即基督教的礼拜日是不允许工作的。

这就意味着，“寄居”在基督教世界的犹太人被“强制双休”了。

在生产力水平与生化科技均不发达的中古时代，农业生产对于时间和节令有着极为严苛的要求，可以说“一天都耽误不得”。因此，一些犹太农民不得不主动“脱离农业”。

中世纪的欧洲农业

另外，犹太教义规定“犹太人不得蓄养犹太人为农奴”。因此，犹太农民们不得不雇佣工资更高且一直供不应求的“自由人”协助劳作。坦诚说，这又是一笔不小的支出。

于是在9世纪以后，大部分犹太人选择投身商业和手工业，并成为了城市居民。换言之，犹太农民在欧洲基本“绝迹”了。

中世纪的欧洲农业

2）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限制

资料显示，在10—12世纪的近东与南欧地区，犹太人在印染、丝织、刺绣、金银锻造、玻璃制造等手工业领域，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。

在埃及和希腊等地，犹太人的染色和刺绣纺织品一直以质地精良而驰名；在南欧地区谋生的犹太工匠们，更是以技艺精湛著称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“压”了非犹太裔工匠“一头”。

伴随着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，欧洲境内相继涌现了各种手工业协会。

出于挤压犹太工匠的需要，这些协会不仅制定了极为苛刻的行规，甚至要求新人在入会之前，必须参加带有浓郁“基督教风格”的宣誓仪式。

这就意味着，“非主流”的犹太工匠们不得不接受失业的命运。

中世纪的机械技术较之罗马时代有所提高，座钟是中世纪精密机械制造技术的典型代表

除了手工业之外，犹太人在商业领域也占据了一席之地。

简单地说，在欧洲各地的城镇、集市和贸易市场内，都能看到犹太商人的身影。他们利用散居于各地的优势，成为了沟通不同国家、民族与宗教世界的“信使”。

不过，在十字军东征结束以后，欧洲各国与东方世界的贸易通道被打通了。

很快，占据着“天时地利”的基督徒商人们，迅速控制了地中海东部的商业贸易，犹太商人的优势几乎被尽数摧毁了。

另外，大多数犹太商人的贸易范围也被限定在本国境内，甚至一些国家直接制定了“禁止犹太人经商”的法律。至此，犹太商人的生存空间再度被严重压缩了。

位于耶路撒冷的哭墙，是第二圣殿护墙的仅存遗址，也是犹太教的第一圣地

3）放贷产业，无可奈何的选择

经济活动的日渐复杂以及工商业的蓬勃发展，使得货币成为了商业生活里的刚需。根据当时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教义，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是无法从事放贷行业的。

但与前两者不同，犹太教义只是禁止“犹太人之间借贷和取利”，并不反对犹太人向非犹太人借贷。

面对“全面失业”的惨淡局面，一些犹太人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放贷业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欧洲境内出现了大批犹太裔高利贷商人的身影。

坦诚说，“放贷人”是个令人心生厌恶甚至是仇恨的角色——当然，今天何尝不是如此呢？

于是，“犹太人是经济的攫取者”，“犹太人是没有生产能力的寄生虫”等观点成为了欧洲各阶层民众的广泛共识。

进入13世纪以后，基督教会放宽了限制，即“允许基督徒从事金融业”。

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，犹太高利贷迅速淹没在了以基督徒商人主导的银行业浪潮之中。

电影《夏洛克商人》剧照

4）被敲诈勒索的日常

需要指出的是，犹太人不仅在职业发展中备受歧视和排挤，即便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能遭遇到勒索和敲诈的情况。

为了换取一个安身之所，犹太人必须向当地政府缴纳一大笔赋税。

“他们得缴交名目繁多的人头税、保护税、特别税、通行税、结婚税、生产税、葬礼税甚至祈祷税以及不计其数的规费和捐赠，以换取基督徒统治者恩准居留的许可。”

可即便如此，犹太人的财产安全依然得不到十足保证。

比如在法国，“犹太人经常被以各种名目起诉，判处高额罚款，或被没收财产、驱逐出境，直到他们缴纳了巨款后，才被赐予特赦的名义再度召回。”

另外，犹太人拥有的巨额财富，也是各国政府觊觎的“肥羊”。

基于拉拢民心的需要，官方会经常下令犹太商人“免除向基督徒贷款的部分利息”；在12世纪中叶，英国规定犹太人遗产的1/3必须上交给国王金库。

电影《威尼斯商人》剧照

伴随着犹太人与欧洲主流社会隔阂的日益加深，他们在衣食住行、文化习俗、语言文字等方面的独树一帜，对犹太教的虔诚信仰，让欧洲各阶层愈发感到惶恐不安。

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尽管犹太人一直蒙受着欧洲主流社会的无死角歧视，但依然对《希伯来圣经》中“犹太人才是上帝在万民中独选了特选子民”的说法深信不疑。

因此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，一直存在着强烈的优越感。坦诚说，这种傲慢心态，是基督徒们无法容忍的。

耶路撒冷

1）社会动荡滋生的“排犹惨案”

基于宗教、社会和安全等多重因素的考虑，犹太人大多选择聚族而居。可即便如此，每逢社会遭遇动荡时，他们依然会沦为基督徒眼中的“罪恶之源”。

早在13世纪开始，基督教会就以残酷的手段逮捕、拷打、囚禁和杀戮“异端分子”。

有学者统计，“在西班牙、葡萄牙异端裁判所存在的三个半世纪中，这两国就有四十万犹太人受到审讯，其中三万人被处死。”

中世纪的教会社区学校

在黑死病大流行时期（拓展阅读：瘟疫与社会大变革：黑死病是如何改变欧洲的？），因为犹太居民的感染率与死亡率均远低于非犹太裔居民。因此很多欧洲人下意识的认为，“黑死病是犹太人投毒的产物。”

但需要指出的是，犹太人的低染病率，主要归功于以下几点：

重视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的习俗，在饮食上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。

与生俱来的尊重医生的传统让犹太人从医的比例很高，进而使得他们享有更高的医疗保健水平。

犹太人与基督徒接触很少，交叉感染的机会也大大降低了。

抄本画中描绘的黑死病患者

犹太人的现状，激起了欧洲各阶层民众的极度嫉恨。不久，他们发动了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事件。对此，欧洲史料这样记录道：

“1348年底，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几乎都面临严刑逼供、屈打成招的迫害，结果不是被活活烧死、打死，就是被永久驱逐。疫情的扩大，使得犹太人的命运变得愈加悲惨，自西班牙、法国南部、瑞士、日耳曼地区到巴伐利亚，约有三百余个犹太人社区被夷为平地。”

有学者统计，“在法国、西班牙和意大利遇害的犹太人合计超过二万名，日耳曼地区也有近万人被杀，波兰边境也有一万多人死于非命；至于被驱逐、遭劫掠的灾情更是无从估计。”

壁画《死神的胜利》（十五世纪），现藏于巴勒莫阿巴特利斯宫

2）针对犹太人的“硬核隔离”

基于“防范犹太人和基督徒互相来往”的需要，基督教会制定了一系列“隔离犹太人”的举措，其要点如下：

禁止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社交、聘雇、通婚，日常交易甚至要通过特定的管道和手续才能进行。

严格限制犹太教的发展，禁建犹太会堂，杜绝可能危及信仰的一切交流。

为了避免和基督徒接触，犹太人只能居住在指定区域，出门必须穿着佩戴黄色圆环、黄布条等特殊识别标志。一些国家要求“犹太女子出门时，必须在身上系上铃铛”，方便“远远就能识别”。

截至十六世纪末，几乎所有的犹太人只能居住在被称为“隔都”的“定居区”内。定居区狭窄偏僻，四周以高墙环绕，大门口由基督徒把守，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开关大门。

耶路撒冷俯瞰

有着“德意志民族之父”美誉的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·路德（1483—1546），一度建议官方“对不愿皈依新教的犹太人”采取强硬举措。

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一些犹太人出于生存的考量，选择“主动改宗”。可即便如此，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依然在私底下保持着对犹太教的虔诚信仰。

对此，西班牙人一度将他们蔑称为“马兰内”——在古西班牙语中，“马兰内”直译过来就是"猪’的意思。

电影《路德传》剧照

各地的民俗传说、文学和艺术作品中所呈现出的犹太人形象，几乎都是策划阴谋、制造灾难、散播疾病的“魔鬼”：

“在中世纪的民间传说和艺术作品中，犹太人有时被描写成大母猪，或是有着黑黝黝的面孔、鹰钩鼻、蜷曲的头发，浑身散发着恶臭的味道”，“在不同的木版画中，犹太人长着魔鬼的尾巴和山羊胡子，骑着一头雄山羊。”

电影《威尼斯商人》剧照

发生于14—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与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宗教在思想界“一家独大”的地位。因此，犹太人的社会地位有了一定改善。

进入18世纪以后，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，欧洲各国境内的犹太人陆续取得了平等的公民权。

另外，勤勉、热爱知识和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，使得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成为了引人瞩目的科学家、艺术家、医生、律师以及银行家和企业家。简言之，近代犹太人的社会地位有了质的飞跃。

不过，伴随着新的政治、经济与社会矛盾的愈演愈烈，欧洲主流社会对犹太人的迫害又以一种新的“排犹主义”面目出现了——他们“以种族化、政治化”为噱头，大肆歧视、排挤和迫害犹太人。

人们普遍认为，犹太人有着“热爱学习”的传统

1）“种族主义”与新的反犹浪潮

学界普遍认为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“种族主义”思潮出现于19世纪，本质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与白人优越论的衍生物。

在欧洲的种族主义者眼中，犹太人、黑人、亚裔（拓展阅读：理智讨论：为什么华人男性一直在美国不受待见？）等族群都是“劣等种族”，“犹太人更是劣等中的劣等种族”。

龇牙咧嘴的“白人至上主义者”

更值得深思的是，这种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“反犹主义”理论，受到了很多启蒙思想家的认同与追捧。

比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（1694—1778）就是一个坚定的“反犹主义者”，他所发表的那些影响深远的“反犹著述”，为出现于19世纪的“反犹主义”思潮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。

对此，法国学者萨特（1905—1980）在《反犹太者的画像》中如是写道：

“在反犹太者看来，犹太人和基督徒所做的同样的事情，无论如何绝不相同”，对“他们（德国反犹主义者）而言，一个犹太人身体投入水中，就会把水根本弄脏。更正确地说，犹太人呼出的空气，会污染空气”。

伏尔泰（1694—1778），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

进入19世纪后半叶，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伴随着阶级冲突、经济危机和极端民主主义的滥觞，反犹主义思潮出现了“澎湃之势”。

比如德国的“反犹主义者”们就言辞激烈地指出，“犹太这个种族从本质上、历史上、种族上、自然属性上就是一个能力低下、邪恶、不应与之交往、理应受到谴责或迫害的劣等民族，会破坏欧洲雅利安人种社会的纯洁”。

一言概之，欧洲社会一旦出现新的危机，犹太人就会“自动”成为各界“公认”的“引发危机的罪魁祸首”。

换言之，在这一时期，犹太人成为了转嫁阶级、民族和宗教矛盾的活靶子。

被驱逐的犹太民众

2）“排犹思潮”的政治运动化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“反犹主义”思潮滋生出了一场大范围的政治运动。

最先宣布“给予犹太人平等公民权”的法国，也是最早将“反犹主义”政治化的国家。

很快，欧洲各国境内均掀起了浩浩荡荡的反犹主义运动。

在德国和奥匈帝国，“反犹主义”一度成为了国家制度。

在19世纪80年代，他们效仿美国的《排华法案》，制订出了专门的排犹法。根据“法案”的规定，犹太人不准拥有土地，不准参加选举，不准进大学读书，还在旅行、求职和结婚等环节被给予了一定的限制。

在沙俄，犹太人的境遇更为悲惨（拓展阅读：读书笔记：什么是俄罗斯东正教？）。

在19世纪80年代，1903—1909年，1917—1921年间，沙俄境内先后出现了三次大规模有组织、有计划地针对犹太人实行集体屠杀的恶性事件。

在匈牙利、波兰、罗马尼亚、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，反犹主义思潮同样盛行不衰。

犹太人被视为“一切社会弊端最合适的替罪羊”，“社会无论出现什么样的负面事件，第一责任人一定是犹太人。”

19世纪后期，美国成了最大的犹太人接收国

3）纳粹德国的“种族灭绝”

希特勒上台后，“反犹主义”成为了纳粹德国“国家政策”。

他们以“犹太人导致了世界特别是德国的经济困境”与“犹太人中隐藏着共产主义分子”为由，对犹太人展开了残酷的镇压举措。

电影《恶魔的崛起》剧照

1935年，所有犹太裔公务员的职务被剥夺，军队、警察和司法机关中的犹太裔职员被尽数撤职。

不久，诸如“一个犹太人与一个非犹太人发生性关系，被视作是犯罪”等直接针对犹太人的法律条款相继粉墨登场。

截至1938年，纳粹德国已经全面禁止犹太人从事大多数正当职业。

1938年11月9日，由纳粹党策划的“水晶之夜”事件爆发了。大量犹太人的商店和会堂被破坏，许多犹太人被殴打，犹太人的社会地位跌至谷底。

水晶之夜反犹暴动期间燃烧的新威尔特加瑟犹太会堂。

二战爆发后，纳粹德国推行的“反犹政策”，最终升级为了一场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。数据显示：

截至1945年，波兰原有350万犹太人只剩下7万余人，荷兰的14万犹太人只剩下3.5万人，罗马尼亚的65万犹太人仅剩下25万人，德国和奥地利的33万犹太人仅有4万人生还，希腊的7万多名犹太人仅1.6万人幸存，乌克兰有90万犹太人命赴黄泉，白俄罗斯的24.5万和俄罗斯的10.7万名犹太人也成为了牺牲品，捷克斯洛伐克的35.6万犹太人仅剩下1.4万。

一言概之，包括100万儿童在内的合计600万欧洲犹太人死于纳粹德国之手，世界三分之一的犹太人成为了纳粹种族主义学说的牺牲品。

被逮捕的犹太人

总的来说，欧洲反犹主义思潮出现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，里面囊括了宗教、社会、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——宗教敌视、经济掠夺、社会排斥、种族歧视的一系列“量子纠缠”，让反犹主义产生了极为恶劣的负面影响。

最后想说的是，牢记历史教训，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狭隘的宗教对立和种族主义偏见，加强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对话与合作，共同社会文化的和谐与发展，才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时代进步的要求。